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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云南高院“赛家鑫”回应媒体九处失误  

2011-07-24 11:34: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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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云南高院在二审改判死缓后,尽管在程序上合法,也符合最高法院“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但因为在面对媒体记者采访时,由于没有拟定统一口径、答非所问、发言不当等存在多说、不说、乱说的现象,导致云南高院被置于舆论的火山口上“骑虎难下”,假如云南高院能够进行正确地舆论应对,事本不致发展到这种地步,试分析一二。

1、不遵守引导媒体纪律,拟定统一口径,统一接受媒体采访

云南高院与中院甚至该案一审的主审法官分别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对基于同一事实的“自首”认定,理论上应依法判决,而两级法官却在“自由裁量权”做出的认定恰恰相反,让民意感到无所适从,对法官的依法裁判产生质疑,而不恰当的回应,被报导出来后,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地步,让公众雾里看花,质疑声四起。中院判死刑立即执行是依法办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高院改判,是依据国家的现行刑事政策,贯彻“少杀、慎杀、不杀”的原则,两级法院都没有错,出现“骑虎难下”的结果,是因为云南高院在二审改判后,没有足够的案件风险意识,没有在判决书中详细写明认定自首的原因,没有案件风险预案,更没有拟定“统一口径”。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2月发布《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各级法院要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制度。云南高院把最高法院的工作要求基本上是“学在嘴上、挂在墙上、不能落实到行动上”。

当然,也有可能是记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分别采访两级法院,甚至在与法官在非官方场合在闲聊时,法官“酒后吐真言”,即便如此,也是云南高院没有重视要对法官进行舆论引导与应对知识的培训惹的祸,导致法官在办案思路上没有舆情研判意识、没有媒体应对素养、没有与时俱进。

2、“没有徇私舞弊”、纯属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说。

云南高院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此案“没有什么黑幕”,法官“没有徇私舞弊”,“李昌奎家住农村,家庭经济困难,更没有什么‘背景’,还被害人的钱都很困难,更不可能来行贿法官,法官是在其‘裁量权范围内’来审判的”。对媒体回应称“没有什么黑幕”、“没有徇私舞弊”,高调发表这种声明,属于画蛇添足式回应,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尤其是在公众没有质疑这种行为时。其实,这种回应还透露一个信息,存在这种潜台词,如果该案存在“黑幕”或当事人有“背景”,或通过“行贿”,就能让法官“循私舞弊”,在“裁量权”范围内,有可能对同一事实做出完全相反大相径庭、“指鹿为马”的判决结果。

新闻发言人对记者的提问有一个原则,对于记者的提问要“少数、慎说、没有足够证据的话不说”,云南高院回应让公众对法官的“暗箱操作”有了更深地理解,那就是在现实中如果法官徇私舞弊,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有可能做出结果完全不同的判决。

3、“需要冷静”、“公众狂欢论”说。

云南高院对于公众的质疑声,对于这场因应对不当引发的舆论风波不是反思自己而是继续回应说:“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要改改了”,不知道云南高院是在什么场合做出这种“不冷静”地判断,这种布道式回应,声称对这个案件存在质疑为“不冷静”,三命逝去,悲痛在心,“狂欢”在何处。这类触犯众怒的话,打击面也太大了。当公众为命案痛心,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罪犯判处死缓发出质疑、忧虑、愤懑之声时,这是宪法规定公民应有的知情权与监督,何曾有“狂欢”,为何定性为“不冷静”。

还有,“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句话的潜台词可以这样理解,云南高院是“判自己的案,随大家说去吧”,公众的“喊杀”是一种“草率剥夺人生命”的行为,不用理它。还可以这样解读,法院要独立审判,民意97%的喊杀声,是舆论干涉司法的具体表现,法院更不应屈从民意,这是云南高院公然挑衅的应对。人民法院“为民”的庭训没有“明镜高悬”,云南法院的法官判案要不需要判案结果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审判实践中,公众不冷静,把集体喊杀,说成公众“狂欢”、不够“理性”,对公众要求轻判的案例,如对巴东邓玉娇、本溪张剑、沈阳夏俊峰等杀人者,一致呼吁要做无罪或做罪轻判决,还能不能定性为“狂欢”行为。

法院要公正就要拿出能让公众看得见的公正,要拿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判决书,公众才会心服,本案两级法院对同一关键事实,能依法在“裁量权范围内”而出现自相矛盾的认定,公众能不对法官的“裁量权范围”产生质疑吗,能不对法院“暗箱操作”产生怀疑吗?法院无法圆其说,却认定公众不够“冷静”,是不是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革命传统忘却了。

云南高院发言人曾说过:“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面向大众的作品。当事人是读者,当事人的亲戚朋友、社会大众都是读者。一个公正透明的判决,让当事人心悦诚服,效果胜过一部教科书”。在谈到对网络的看法时,“3亿(现在是近5亿)网民,即使其中的部分人不理性,但也是民意的一部分”、“不解放思想,不注重民意,法院就会孤立”,做的没有说的好听啊。

 4、“冤冤相报论”说。

云南高院公开“布道”说:“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容一些,”不要“冤冤相报”,“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公众的质疑的是:杀人不偿命,天理难容,何来“冤冤相报”?就算罪当至死,那也是依法办事,“冤”从何来。有网民追问说:“如果是你自己的女儿被先奸后杀,自己的三岁的儿子被拎腿摔死,那你是什么感觉?”中国有这样的古训:将心比心,也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云南高院无疑是视公众传统法律心理、法观念于不顾的行为。传统法观念需要改,试问,在19666月便轰轰烈烈的开展“破四旧”,45年过去了,“四旧”破了吗?

 5、十年后成为“标杆”说。

云南高院说“(二审死缓判决)十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这种定论,能说明云南高院办案很具有前瞻性,能够与时俱进,能把科学发展观上与具体的审判实践结合起来吗?法理上说,法律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实践中,《刑法》是第八次修正,《宪法》修正四次,对于法院的执法活动,在司法公信力不高,举国上下对“司法公正”关注度居首的情况下,云南高院竟然十年后将成为“标杆”来“画饼充饥”,这算得上云南高院把自己对未来的预料强加于现时,自以为是吗?云南高院对案件的判决要的是高瞻远瞩,而公众要的却是看得见的司法公正,关注点是李昌奎案是不是死刑立即执行,云南高院却不顾案发地老百姓集体签名、捺手印上请愿书的情况下,顺民意而为,却抛出一个虚无飘缈的十年后的“标杆”言论,这种答非所问的应对,致该发言人最后被“人肉”搜索,被称为“田标杆”。

6、“草率判处死刑”说。

云南高院说:“我们不能再冷漠了,不能像曾经那样,草率判处死刑”。注意“草率判处死刑”的论断,是仅指云南高院,还是指全国法院,曾经“冷漠”、“草率”地“判处死刑”、“草菅人命”吗,就算“曾经草率”过,谁给云南高院“盖棺定论”的权力,从发言纪律上说,没有明确授权的事情,发言人是咬死口也不能说。同时也给公众这样一种暗示:这是法院在“自揭家丑”、“酒后吐真言”,无意中把法院“草率”的潜规则给暴露出来了。

哪怕法院“曾经草率”过,如余祥林、赵作海等案,对这些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哪件没有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的集体决定,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审判委员会也可能出错,也印证了审判委员会所决定的案件出错后,愿不愿意改正,敢不敢公开承认这一集体决定出错,无人买单的现象事实上是存在的。实际上,云南高院“骑虎难下”的根源,就是不愿意公开承认省高院27人的审判委员会认定的“铁案”竟然因民意而改判,为中国的审判史上写上沉重的一笔。一个敢于认错的法院,比一个总是为维护司法形象而不愿认错的法院更能取得公众的信任。

7、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说。

在云南高院对记者谈及自己所受的舆论压力时说:“说真心话”,“李昌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判决“是经过27名高院审判委员会成员讨论而来的。”这句话有三个漏洞,首先是“真心话”,为什么要强调这三个字,难道其他场合说的是假话吗;其次是“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难道有关系就可以说情;最后是“改判或者不改判,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能因为大家愤怒,就随意杀一个人,法院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民众、媒体、学界。但最终,审判还是要以国家的法律为基准。”在据社会调查有97%以上的公众反对死缓、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审判委员会27位判而不审的大法官,为何能做出与民意相反的最终决定,为何跟民意差距如此大,难道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体,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出与民意完全相反的判决。这又把法院的一个已受到广为诟病正要司改的“审判委员会”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

另外,“法院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民众、媒体、学界”这句话与前面所说的“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相矛盾;“最终,审判还是要以国家的法律为基准”与曾经说过的“法官是在其裁量权范围内”,不同的法官就能做出恰恰相反的结果相矛盾。

 8、“少杀”、“慎杀”“宽严相济”政策说。

 云南高院说“最高法院这种刑事政策,就是要给予当事人人性和人权”。云南高院解释其动机是“引领、改造冤冤相报、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不杀头不是放纵”。并举出两个案例说明“法律不是苛刻到11=2,否则就成了概念法学了。”用这种话来为自己行为进行辩解,法律的解释权属于云南高院吗。最高法院在20097月下发带有秘级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敏感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的意见》要求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主动切割的应对原则。云南高院对最高法院执法政策的理解与运用有问题,直接坦诚认错,消除危害,没有必要再强词夺理,应对失误,以致掀起一波波舆论狂潮,让公众对最高法院的刑事政策进行随意地解读与评论,有能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吗。每一位公众的心里都有一本“宽严相济”的账,不要低估公众的法律素养,一知名学者评论说:“法院的任务是要解决客观的事实与法律问题。就算是执行一种少杀、慎杀的理念而选择一个案件,也不能选这样一个案件”,“你想引领公众,你也应该选择一个能够说服公众的,能让公众同情的案件。现在的这个案件却是公众极为反感的。”

9、“谨慎”不便回应说。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咄咄逼人地追问,云南高院发言人回答说:“这些问题我都想回答你,但现在不得不谨慎了。” 如果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问话,可以说这种回应是“无可奉告”的翻版。你“谨慎”而不正面回应,记者难道就不报导了吗。这种回应还可以解读为:以前的回答没有足够谨慎,这次要慎重了。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是:“杀人案中判决被告人死缓,是否应该考察被告人品行,以确定他将来释放回来后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法院有没有劝说李昌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下判时是否考虑到这件事可能引发受害人一方上访?”不知道记者在何种场合这样提问,如果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当场提问,可以这样应答:“是这样,法院判决时,要考虑多种因素,要尽可能使判决结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如果是接受记者单独采访或在其他场合遇到记者要采访时,当发言人因对某事不够了解、不便回应或需要“谨慎”时,可以不予回应,先让记者把采访提纲给法院,然后再集全院甚至上级法院或专家学者之力,进行合理书面回应,或在网络上集体回应。

总之,如果云南高院没有以上九大失误之处,像云南许霆案、浙江临时性强奸案那样,不是主动为应对媒体犯下一系列失误,而是直接再审,便不会有那么多事事非非,对待媒体不能不说,不能多说,更不能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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