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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关注的案件如何办?  

2011-09-04 15:45: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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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关注的案件如何办?

互联网的跨越式发展,新媒体的飞速崛起,颠覆了传统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当下的司法不能不考虑这种变化,而且要尽快适应这种变化,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法院必须意识到审判工作已经完全置于“全球人”关注、监督之中的事实,“闭门造车”、“坐堂问案”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要改变长期以来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学会在开放的态势中处理事件,以更大的开放、更有效的公开、更有力的自信和更充分的说理来适应这种变化。

面对资讯和通讯工具比较发达,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获取信息的现实,司法不能以一种秘密或半秘密的方式来执行法律,不能以“低调”、“神秘”的运送正义,对待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敌对”的力量来防范就能解决。必须根据网络时代“参与式民主”的特点,通过与舆论的对话与沟通,体现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必须学会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想想应该如何让自己的裁判为社会接受和认同。

置于互联网公开透明的语境中,“捂、盖、躲”不行,只有坦然应对,充分阐释裁判文书,充分阐明说理,才是最实在的功夫和本领。受到关注的案件裁判不只是一份影响寥寥几个案件当事人利益的文书,而是在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塑造和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为将来社会认可和推崇的某种价值或规则。只要做得正,走得直,正必压邪,司法不怕挑剔和责难,判决经得起任何考验。

司法的公正与权威要为大众所接受、认可,才是真正的公正与权威。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心里状态、民生的社会苦境、和民心的期待与感情。在司法实践中,民意不一定全对,但要学会收集、分析、理解、采纳民意。试想一下,法院裁判案件,如果民众都漠不关心,不仅不正常,而且也无法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参天大厦。民意的表达如果符合大多数人的合理愿望和诉求,就应该认真倾听和改变,完全忽视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与“司法为民”的理念背道而驰。

真正的司法公正无惧于民意和舆论的压力。民意和网络作为观察者的披露、声援和呼吁,有时能对执法进行有力的警示、督促,有了这种督促,司法的审判才能理性地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寻求与实现真正全面的社会正义。就案办案不行,民众谁也得罪不起,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更加合理的、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和社会评价制度,增加重大、复杂、争议案件的风险评估,使司法的公开、透明原则与时代的发展同步。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网络民意不可避免地一些带有主观性、利己性和情绪性,在相互矛盾、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司法必须擦亮眼睛,识别真假,保持清醒的判断和明白的智慧。屈从于民意、无原则的跟风,是扭曲的司法,是无权威的司法。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有时需要能忍受一时的社会议论、压力甚至诋毁,秉持对法律的理解,严格执法,法律有自己的准绳,法院应该坚持正确的底线,法官要经得起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压力及各种诱惑对法官思维的控制与影响,以渊博的学识、智慧、勇气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只有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健康的民意,不健康的司法只能滋生不健康的民意。法律若被摧垮,一切将不存在。

受到高度关注的案件,应该有相应的应对技巧和策略。从目前情形看,法官在面对群体性、敏感性、社会关注大、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案件时,如何应对媒体和公众关注,还缺乏这方面的培训和能力。应当尽快培训法官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培训内容包括如何选择主审法官和法庭?如何控制审判公开度?如何保障公平审判?如何安排媒体报导?如何确定媒体的影响力?如何让裁判文书的说理令人信服等等。

附:田成有:法院如何审好“热点”案件

2011年08月26日 11:32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田成有

过去,法院审理案件,除当事人及办案的法官、律师关心之外,几乎无人问津,不会妄加评论,引不起多大争议,谩骂、质疑就更少了。没有受到关注,并不代表法院判案就“高明”得无可挑剔。在一个信息不发达,能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的年代,案件不过是档案架上呈现的一叠叠厚厚卷宗,是案发地小范围人群茶余饭后的谈资话题,引不起什么关注。于是乎,司法似乎是有“权威”的,司法的权威是高大的。  

然而,短短的时间,执法环境变了,形势变了,各种大案和小案、重案和轻案、命案和要案,都有可能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从无人知晓的个案演变成社会关注的焦点或热点,演变成家喻户晓、众说纷纭的公共话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不起眼”的个案会快速演变成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事件?为什么一个小范围的个案,会在备受关注的作用下持续发酵、升温,演变成众说纷纭的公共话题?

一、案件为何被“关注”?

法院审判的案件被关注,注定是司法的宿命。法院是社会矛盾的聚集地,是产生舆论宣传的“富矿”,法院审理案件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利益之争,诉讼活动具有高度的对决性,对决性的诉讼活动实质是一种竞争和博奕,竞争性的压倒诉讼,都想获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处于利益对立的两极,势必需要分出胜负输赢,案件从进入法院开始,法官的一举一动就会置于被关注、被耵上、被监督的包围之中。在利益对决中败诉的一方,一旦抓到任何一点程序上或实体上的瑕疵,一旦审判结果与自身预期不一致时,就可以站出来挑战法律,质疑法院,由此,审判工作注定了要处于风口浪尖之中,注定要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案件被广泛关注的原因还在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瓶颈”已经打开,对信息进行垄断和封闭已经不可能。在媒体不发达的时代,更多的就是党报、大报。作为“党的喉舌”自然会听从地方和部门的话,会“服从大局”地顾忌地方和部门态度。而短短几年来,晚报、都市类报纸和新生的非党报类报纸迅猛发展,走的是市场发行道路,受吸引眼球、扩大发行、争夺市场等因素的驱动,人人都是新闻发布主体,全民记者时代来临,处在“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之下,司法稍有不公、不慎,就会让你无法躲、无法堵、无法封。审判中出现的错误、失误一旦被盯上、被逮住,就会让你成为焦点和热点。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脱了传统媒体的思维框架,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突破了“把关人”的控制,监控弱化,轻则是发散式思维,重则就是核裂变,“杂七杂八”的声音在所难免。能封住报纸,封不住电视,封住电视,封不住网站,封住网站,封不住发帖,封得住这家,封不住那家,封得住国内,封不住国外。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一呼百万应”,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在瞬间就被扩散放大,一个“小地方”的一点“小动静”,也有可能被世界瞩目而成为一个公共性事件,全过程跟踪,全方位监督,持续数月、数年之久,实质有了负面,网民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吐口水”,泼沾水,这是互联网时代创造的奇迹和神话,不可小视、怠慢。

还应看到的潮流和趋势是,如今是一个新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是一个权威和英雄消解的时代,在传统社会里,公众接受了太多的“一言堂”式行政决策,我们不能随便发声。而在这个新时代里,人民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得让人说话,得允许人发表不同的看法。随着舆论监督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如果法院没有讲清、讲明、讲透民众心中的困惑,那么,犯下的疏漏和错误都有可能被抓住、逮住,就有可能被无限放大、夸大。由此,案件备受关注也就成为必然。

二、受关注的案件说明了什么?

法院依法审判案件,绝大多数案件民众都是遵从和服从的,一般不会被公众广泛关注。案件受到关注是因为这类案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利益,涉及到共同的道德感受、共同的情感和愤怒。此外,实践中容易引起民众关注的案件还有这么几类,比如,官民冲突案件、权贵身份案件、社会民生案件、复杂疑难案件、道德底线案件、公德困境案件等等。

为什么会超越个案引起群体关注?得分析背后的原由。在传统的诉讼结构中,诉讼是自家个人的私事,案件审理只涉及当事人双方,他人管不了,案件影响很难扩散。如今个案之所以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高度曝光、高度议论,乃是因为这沸沸扬扬的公案背后,关联着此案可能引发的其他问题或者说其他境况的改变,在一个“连带”社会里,谁也无法旁观于社会之外,把自己眼睛蒙上,把心关上,获得轻松、清静。任何司法个案都具有标杆性意义,个案一旦被贴上标签,找到了靶子,就具有了示范性效应。由此,案件受关注,关注的已经不是当事人双方,实质是关心此类案件“可能”带来的影响和效果,诉讼中的原被告只不过是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在当事人与公众间建立了“代言”的连带关系,关注此案实质是关注各种“可能”带来的期许或愿望,起到“一叶知秋”的带动作用。比如,备受关注的杭州胡斌飙车案,它关注的已经不是飙车问题,而是权贵身份的平等问题;邓玉娇案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伤害案,折射出更多的是官民冲突问题;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就附加了很多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歧视、弱势者权利保障等等情绪;李昌奎案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杀或不杀的问题,它背后诉求的乃是如何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统一执法尺度,如何弥合传统的死刑观念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问题。

个案引发如此多的围观、群愤和质疑,民意在案件审判中肆意喷发,说明这些个案中包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同类深层次问题,这类问题感同身受,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焦虑,牵动了我们的心绪和神经。处在社会的转型、转轨期,超越于对个案本身的审视,说明有些问题已经到了民众不得不说的程度,说明民众对司法的不公已经到了极度不满的程度,所以,才会把这个愤怒的炮火对准了个案,才会把长期积压在内心的情绪宣泄在这个个案上。

司法应该逐步适应这种形势变化。中国社会曾经是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传统的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不好争讼。儒家主张“和为贵”,道家提倡“不争之德”。民众除了对政治敏感外,其他一般不甚关心社会公共事务,而且关注的问题往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一元化,“杂音”不多。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民众已经摆脱了这种政治化思维,能够自由发声,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的普及,监督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与过去不可同日相比,随着民众的权利意识快速增长,甚至不惜代价“为权利而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捍卫权利。这说明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诉求已经在改变,说明中国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参与意识已经在增长,“公民社会”正在形成,这何尝不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何尝不是民主法治取得的进展。

纵观一些被关注的案件,已经不是局限于司法个案本身,它更多地体现出公众对司法个案处置的某种评价与期待,体现了公众对案件期盼参与审理和判决的欲望,体现了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实施对司法社会监督的某种复杂的社会愿望和政治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受到关注不是坏事。毕竟,审判权的行使不是天马行空,任意妄为。如果裁判与民众普遍的正义情感、传统观念、集体良知背道而驰,如果裁判与民众的认知和感受太脱节、太离谱,如果法院听不进民众的“金玉良言”,有可能使法治之路越走越远。毕竟民意的表达、民愤的平息、民心的理顺,能起到引导司法公正的作用,这是衡量社会公正的尺度,是实现法律目的的标志。蒙住自己的眼睛并不等于世界一团漆黑,蒙住别人的眼睛也不等于光明就属于自己,司法不害怕“被关注”,相反我们要习惯于这种“被关注”。

三、受关注的案件如何办?

互联网的跨越式发展,新媒体的飞速崛起,颠覆了传统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当下的司法不能不考虑这种变化,而且要尽快适应这种变化,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法院必须意识到审判工作已经完全置于“全球人”关注、监督之中的事实,“闭门造车”、“坐堂问案”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要改变长期以来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学会在开放的态势中处理事件,以更大的开放、更有效的公开、更有力的自信和更充分的说理来适应这种变化。

面对资讯和通讯工具比较发达,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获取信息的现实,司法不能以一种秘密或半秘密的方式来执行法律,不能以“低调”、“神秘”的运送正义,对待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敌对”的力量来防范就能解决。必须根据网络时代“参与式民主”的特点,通过与舆论的对话与沟通,体现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必须学会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想想应该如何让自己的裁判为社会接受和认同。

置于互联网公开透明的语境中,“捂、盖、躲”不行,只有坦然应对,充分阐释裁判文书,充分阐明说理,才是最实在的功夫和本领。受到关注的案件裁判不只是一份影响寥寥几个案件当事人利益的文书,而是在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塑造和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为将来社会认可和推崇的某种价值或规则。只要做得正,走得直,正必压邪,司法不怕挑剔和责难,判决经得起任何考验。

司法的公正与权威要为大众所接受、认可,才是真正的公正与权威。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心里状态、民生的社会苦境、和民心的期待与感情。在司法实践中,民意不一定全对,但要学会收集、分析、理解、采纳民意。试想一下,法院裁判案件,如果民众都漠不关心,不仅不正常,而且也无法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参天大厦。民意的表达如果符合大多数人的合理愿望和诉求,就应该认真倾听和改变,完全忽视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与“司法为民”的理念背道而驰。

真正的司法公正无惧于民意和舆论的压力。民意和网络作为观察者的披露、声援和呼吁,有时能对执法进行有力的警示、督促,有了这种督促,司法的审判才能理性地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寻求与实现真正全面的社会正义。就案办案不行,民众谁也得罪不起,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更加合理的、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和社会评价制度,增加重大、复杂、争议案件的风险评估,使司法的公开、透明原则与时代的发展同步。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网络民意不可避免地一些带有主观性、利己性和情绪性,在相互矛盾、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司法必须擦亮眼睛,识别真假,保持清醒的判断和明白的智慧。屈从于民意、无原则的跟风,是扭曲的司法,是无权威的司法。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有时需要能忍受一时的社会议论、压力甚至诋毁,秉持对法律的理解,严格执法,法律有自己的准绳,法院应该坚持正确的底线,法官要经得起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压力及各种诱惑对法官思维的控制与影响,以渊博的学识、智慧、勇气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只有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健康的民意,不健康的司法只能滋生不健康的民意。法律若被摧垮,一切将不存在。

受到高度关注的案件,应该有相应的应对技巧和策略。从目前情形看,法官在面对群体性、敏感性、社会关注大、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案件时,如何应对媒体和公众关注,还缺乏这方面的培训和能力。应当尽快培训法官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培训内容包括如何选择主审法官和法庭?如何控制审判公开度?如何保障公平审判?如何安排媒体报导?如何确定媒体的影响力?如何让裁判文书的说理令人信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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